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吴汝纶和严复的来往书信和他们为《天演论》所写的两篇序中，他们完全正面地阐释了信、达、雅在严译中的意义所在，而恰恰是这一点，很少有人去深入理解和把握两人的真意。
吴汝纶序严复的《天演论》，一篇序文，除首尾略涉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外，几乎都在长篇大论地谈翻译，可知对此问题重视之至。他说：“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 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 ……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这是从中国文章传统的角度提出了，一、“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二、“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两者之中，“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的“自著之言”为优；三、“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因此以秦汉文笔传译西书为佳；四、欲开民智，就要译好西书，使其可以与“太史氏、扬氏”并列，“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者才能够于“国论”有助。
上一页 1 2 3 4 5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