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几位的批评，都失之笼统。比较有切实批评的是张君劢氏。张氏对阅严译后的批评，谓严氏‘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张氏还是称其文之美，而责其义之不信。”
总之，尽管也有人（如胡先橚）坚持认为严译“信达雅三善俱备”，不但认真严谨，而且“与原文对观，见其意无不达，句无榺义。……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 ，但是今人恐怕更多地会把这些话看作是对严复及其工作的尊崇，而不是对其译文的客观评价。在现在的大多数人看来，严译绝非今天意义上的忠实翻译。而严复为了做到自己所希望的信、达、雅所付出的努力——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后人好像也不是很领情，他定的那些译名后来基本上被从日本舶来的名词所取代。如严复引为自豪的“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 ——而这些他自己认为切当不移的译名，后两个现已不用，前两个则主要是作为政治社会思想领域里的一段历史为人所知，却不是作为原来的生物学名词在其学科中被继续使用。 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如果严复自己的译作——从谋篇、到定名，基本上都不在实践他的三原则，那这三条原则又如何被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呢？
我以为，这里有一个对严复提出的原则的根本性的误会。严复的信、达、雅，看上去是一般性地谈翻译，实际上只与他自己的翻译有关。这三原则抽象看来适用于任何翻译，但实际上，他只是表述了自己在翻译中所做的一种努力，只是针对他自己那种以文言译西学提出的，并且真正做到符合此标准的，几乎只有他自己的译笔。或者说，他那与今天的白话文翻译几无关联的译文，确是在努力实践其三标准而产生的佳作，但，其翻译实践方面的意义远远少于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关键就在于，在“信、达、雅”的要求之下，严复所完成的不是白话译述，而是把西文转化成与它在思维和表达模式、乃至在所诱发的文化心理上都全然异趣的文字——中国传统的文言文。
不难设想，对于现在的白话文翻译（或者任何语言之间的转译）来说，除非译者水平太差，或者存心作伪，“信”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但对于文言转译西文来说则不然：整个思维和表达方式都不同，西学论著中的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推理的结构体系，很难寓身于中国传统文言篇章的论断句式之中。故而有个把严密的论证压缩凝聚于策论式的文言篇章内的问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信”与“达”就成了译者只有完全体悟、融会原著精神后才能做到的事。用严复自己的话说是“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这就给转译者提出了很高——甚至太高的要求：几乎只有像严复（或者后来的傅雷）那样在两种语言上、甚至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大师境界的人，才能来完成这一沟通的工作，才能够做到浑然天成地用自己的母语把他所深刻理解和感悟到的原著的神韵自然地转达出来。梁启超曾经把严译比之于唐玄奘的译佛经：“玄奘之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身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 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义，苟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严又陵新译《天演论》，用此道也。” 但是希望译书者与著书者有相当或者相近的学术水平，乃可以进行真正“达意”的翻译，这是基本上做不到的要求。除此之外，想不以忠实原文要求译者的，恐怕就得像林纾那样，干脆不懂外文，而是通过别人转述而略知故事，然后驰骋其神思、想象，完全抛开原文的束缚而放开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抒写表达。所以实际上，严、林的译笔，应当说是“达”而不“信”，——可能它也“信”，但“信”于译者，或者译者所理解原著，而不是“信”于原著的语句表达。因此严复自己就把“达”摆在“信”之上：“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从这个意义上，每个有一定水准的译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信”，但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译者真能达到“信”，严译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所以傅斯年说他是“改旨”而不是“达旨”，他的译文是很好的读解、转述和发挥，但决非忠实的译著——也正因此，严复才须标榜“信”以自律和自辩。同样，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雅”，那几乎可以说是对译者的要求而不是对译文的要求：是对译者的文学、文化素养的要求而不是对翻译程序的技术要求——没有前者，后者决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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