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对翻译曾经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的这三条标准当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他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要求。由于严复本人的翻译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和翻译界的巨大影响，这三条标准后来成了翻译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基本原则。
但是其实这里就有问题。康有为曾经高度评价“译笔并世数严林”，而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这两个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其译笔就全都不“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堪称严、林译著典范的两部书：《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前者是严复融译、注、论、释为一体的“译述”，后者则是完全不懂外文的林纾根据别人的转述，而以他的生花之笔改写的，实际上是文学再创作。就严复来说，也几乎可以说他的每一部译著都是“译述”，这，都不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翻译对于忠实原文的要求。
这种情况其实前人早就指出过。鲁迅称严复“造了《天演论》”——这个“天演论”应该被看作是他的创作；冯友兰明确说：“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过。文字的详略轻重之间大有不同，而且严复还有他自己的按语，发挥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 傅斯年说得更为不客气：“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严先生那种达旨的方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 在傅斯年看来，严复的翻译中，“信、达”都没有了。蔡元培则对严复的“雅”有所批评：“……他的译文，又很雅训，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
贺麟则在其论严复的翻译的专文中对此做了较为全面而平实的分析：
“傅氏责严译失之信，蔡氏说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胡适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前段说严译达，后段说严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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